第八五三章 大收官——红旗飘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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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选的时候，按照郑南的意思，本是想让拥有丰富党的理论知识的傅善祥来挂帅。
但是林海丰坚决反对。
林海丰认为，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可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所在，搞不好，那是要遭别人清算的。
因此，不希望风险由其他战友来承担的林海丰，又义无返顾地挑起了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重担。
至于自己的副手的人选，林海丰也是在经过了一番缜密的考虑，最后挑选了已是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玉成、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李秀成、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邹国剑，另外还有谷维才、莫奇、王平山和杨志书这四个看似名不见经传，却是党的理论界有目共睹的后起之秀。
谷维才：上海东方大学师范教育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并于在校期间成为共盟会会员。毕业后，先在上海第四中学中学政治教员的岗位上磨砺了八年，继而调到共盟会上海市委党校政治理论教研室，从教员到教研室的副主任和主任，虽然职务不断发生着变化，他却始终不放弃一线的教学工作。
莫奇：红军大学政治学院成立后的首届毕业生。先在红军中历任连政治副指导员、指导员，团的宣传干事，再回到红军大学政治学院，从事党的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后任《红星报》副主编。
王平山：初中毕业后进入上海东方实业重型机器厂。车钳铆电焊样样精通，不仅是重型机器厂有名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共盟会会员，还是上海东方实业出色的厂刊通讯员。任过重型机器厂的工段长、车间副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副厂长、上海东方实业报的副主编和主编。后调入中央党校任马克思理论教研室主任。
杨志书：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在乡亲们的推举下，做过不脱产的村农协委员，村合作社的会计、社长，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又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好委员、好会计和好社长。还是在乡亲们的推举下，进入乡、县农协，任过乡长、副县长。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由江西调京，任职于共盟会中央办公厅。
对于林海丰这样的设计。郑南感到很满意。但当听到这一回的林海丰竟然要搞起“向我开炮”的时候，郑南的头却摇得像个拨浪鼓。
这些年来，在工作中所有能够得罪人的事情，林海丰几乎已经是都做过了。另外还有一点更关键的。那就是脑袋瓜子实在是太活分了的林海丰，可有着不老少很容易被人抓住的“小尾巴”。
但郑南的担心，依然阻挡不了林海丰。
不过，林海丰还是向郑南做了一个妥协。
按照林海丰本来的意思，对于他的这场“帮教促（帮助、教育和促进）”大会的地点是设在能够容纳三万人的国家体育场之内，而参会人员的范围，也是国防军事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三万领导干部和军政、职工代表。
在郑南的一再劝说下，林海丰只好屈服，把大会的地点改在了红军大学。
在郑南看来。红军大学毕竟是林海丰的“老窝”，下面的人尽管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种种意见要提，但总还会给他们的老校长林海丰留下点儿面子。
于是。三月十八日，对林海丰的“帮教促”大会，如期地在南苑的红军大学本部的运动训练场上举行。
除去远在上海的红军大学海军学院、天京的红军大学政治学院和旅顺的海军水面舰艇学院外，包括位于保定的红军大学炮兵指挥学院、位于天津的海军潜艇学院在内的红军大学各学院，如设在延庆的后勤学院，设在良乡的空军学院。设在海淀的国际关系学院，设在通州的机械化学院。设在怀柔参谋学院以及与本部一起设在南苑的陆军指挥学院的教职员和学员到会。
同时被邀请来参会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领导和学员。
临时搭建的简易台子上，高高悬挂的“对林海丰同志的帮助教育促进大会”的大横幅下，面向参会人员靠左手边摆着一溜的几张桌子，在后面就坐的是红军大学校长谭绍光、政治委员李秀成，副校长白晖怀、潘起亮，副政治委员赖裕新，另外还有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傅善祥。
台子的右手边，是孤零零的一把椅子，那上面坐着的，正是本次“帮教促”的对象——林海丰。
大会的主持人是李秀成。
“同志们，世上没有完美的圣贤，人也不会没有错误和缺点，因此，我们不仅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还要诚心诚意地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指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取得不断进步的基石，更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使我们党永远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以实现我们伟大的*奋斗目标的有力保障。
海丰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对海丰同志的帮助、教育与促进，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只是为了帮助海丰同志发现和纠正其个人的缺点和不足，更好地领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树立一个如何正确地面对群众批评的榜样。
因此，校党委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实，就像郑南想象的那样，在李秀成和谭绍光等红军大学领导的心里，发动大家对他们无比崇敬的老领导林海丰展开“炮击”，那绝对应该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
以至于李秀成和谭绍光等人还很担心，这场“帮教促”的大会，会以冷冷清清的局面而收场。
尤其是谭绍光，甚至在昨晚还曾找到李秀成，商量是不是应该私下找上几个人做做工作，一旦大会出现冷场，也好象征性地给他们的老领导提上几条所谓的意见。
然而，他们都想错了。
要知道，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一样，那可都是把大民主不仅仅是搞得轰轰烈烈，还是相当有声有色的标杆单位。
而这，也恰恰正是不少领导干部们感到无比恐惧的环境。
这不，李秀成简短的讲话才刚一结束，第一个发言的，就急不可耐地，腾腾地冲上了台。(未完待续)
在研究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选的时候，按照郑南的意思，本是想让拥有丰富党的理论知识的傅善祥来挂帅。
但是林海丰坚决反对。
林海丰认为，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可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所在，搞不好，那是要遭别人清算的。
因此，不希望风险由其他战友来承担的林海丰，又义无返顾地挑起了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重担。
至于自己的副手的人选，林海丰也是在经过了一番缜密的考虑，最后挑选了已是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玉成、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李秀成、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邹国剑，另外还有谷维才、莫奇、王平山和杨志书这四个看似名不见经传，却是党的理论界有目共睹的后起之秀。
谷维才：上海东方大学师范教育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并于在校期间成为共盟会会员。毕业后，先在上海第四中学中学政治教员的岗位上磨砺了八年，继而调到共盟会上海市委党校政治理论教研室，从教员到教研室的副主任和主任，虽然职务不断发生着变化，他却始终不放弃一线的教学工作。
莫奇：红军大学政治学院成立后的首届毕业生。先在红军中历任连政治副指导员、指导员，团的宣传干事，再回到红军大学政治学院，从事党的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后任《红星报》副主编。
王平山：初中毕业后进入上海东方实业重型机器厂。车钳铆电焊样样精通，不仅是重型机器厂有名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共盟会会员，还是上海东方实业出色的厂刊通讯员。任过重型机器厂的工段长、车间副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副厂长、上海东方实业报的副主编和主编。后调入中央党校任马克思理论教研室主任。
杨志书：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在乡亲们的推举下，做过不脱产的村农协委员，村合作社的会计、社长，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又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好委员、好会计和好社长。还是在乡亲们的推举下，进入乡、县农协，任过乡长、副县长。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由江西调京，任职于共盟会中央办公厅。
对于林海丰这样的设计。郑南感到很满意。但当听到这一回的林海丰竟然要搞起“向我开炮”的时候，郑南的头却摇得像个拨浪鼓。
这些年来，在工作中所有能够得罪人的事情，林海丰几乎已经是都做过了。另外还有一点更关键的。那就是脑袋瓜子实在是太活分了的林海丰，可有着不老少很容易被人抓住的“小尾巴”。
但郑南的担心，依然阻挡不了林海丰。
不过，林海丰还是向郑南做了一个妥协。
按照林海丰本来的意思，对于他的这场“帮教促（帮助、教育和促进）”大会的地点是设在能够容纳三万人的国家体育场之内，而参会人员的范围，也是国防军事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三万领导干部和军政、职工代表。
在郑南的一再劝说下，林海丰只好屈服，把大会的地点改在了红军大学。
在郑南看来。红军大学毕竟是林海丰的“老窝”，下面的人尽管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种种意见要提，但总还会给他们的老校长林海丰留下点儿面子。
于是。三月十八日，对林海丰的“帮教促”大会，如期地在南苑的红军大学本部的运动训练场上举行。
除去远在上海的红军大学海军学院、天京的红军大学政治学院和旅顺的海军水面舰艇学院外，包括位于保定的红军大学炮兵指挥学院、位于天津的海军潜艇学院在内的红军大学各学院，如设在延庆的后勤学院，设在良乡的空军学院。设在海淀的国际关系学院，设在通州的机械化学院。设在怀柔参谋学院以及与本部一起设在南苑的陆军指挥学院的教职员和学员到会。
同时被邀请来参会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领导和学员。
临时搭建的简易台子上，高高悬挂的“对林海丰同志的帮助教育促进大会”的大横幅下，面向参会人员靠左手边摆着一溜的几张桌子，在后面就坐的是红军大学校长谭绍光、政治委员李秀成，副校长白晖怀、潘起亮，副政治委员赖裕新，另外还有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傅善祥。
台子的右手边，是孤零零的一把椅子，那上面坐着的，正是本次“帮教促”的对象——林海丰。
大会的主持人是李秀成。
“同志们，世上没有完美的圣贤，人也不会没有错误和缺点，因此，我们不仅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还要诚心诚意地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指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取得不断进步的基石，更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使我们党永远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以实现我们伟大的*奋斗目标的有力保障。
海丰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对海丰同志的帮助、教育与促进，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只是为了帮助海丰同志发现和纠正其个人的缺点和不足，更好地领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树立一个如何正确地面对群众批评的榜样。
因此，校党委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实，就像郑南想象的那样，在李秀成和谭绍光等红军大学领导的心里，发动大家对他们无比崇敬的老领导林海丰展开“炮击”，那绝对应该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
以至于李秀成和谭绍光等人还很担心，这场“帮教促”的大会，会以冷冷清清的局面而收场。
尤其是谭绍光，甚至在昨晚还曾找到李秀成，商量是不是应该私下找上几个人做做工作，一旦大会出现冷场，也好象征性地给他们的老领导提上几条所谓的意见。
然而，他们都想错了。
要知道，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一样，那可都是把大民主不仅仅是搞得轰轰烈烈，还是相当有声有色的标杆单位。
而这，也恰恰正是不少领导干部们感到无比恐惧的环境。
这不，李秀成简短的讲话才刚一结束，第一个发言的，就急不可耐地，腾腾地冲上了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