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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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统一起来。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韩愈在其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负。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新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是异质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这当然就需要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1279)最繁荣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灭亡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颐,号濂溪先生(1017—1073)。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二十一章说过的慧远、道生讲佛经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以图式描绘秘传的道,他们相信得此秘传的人便可成仙。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他予以重新解释,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易传》中的观念,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名为“太极图”,他做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不必与《太极图》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
《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用濂溪集》卷一)
《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是朱熹(1130—12)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朱熹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第二十五章将要比较详细地讲他。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但是,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逻辑的结论,就是“事父事君,亦是妙道”。当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他们就不用出家了。
怎样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他又进一步说“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他的第二篇主要著作是《通书》,在《通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无欲”,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为”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他用“无欲”,不用“无为”、“无心”,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家的出世性质。若就这些名词来说,“无欲”的“无”,并不如“无心”的“无”那样概括一切。
《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濂溪集》卷五)。
新儒家的“欲”字常指私欲,或径指自私。有时候在“欲”字前面加上“私”字,是为了使意义更明白些。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孟子》这段话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照新儒家的说法,孟子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任何人在这种场合的自然自发的反应。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冲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之子,不该救他;或者这个孺子是他的友人之子,应该救他。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受“第二私念”即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激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统一起来。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韩愈在其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负。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新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是异质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这当然就需要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1279)最繁荣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灭亡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颐,号濂溪先生(1017—1073)。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二十一章说过的慧远、道生讲佛经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以图式描绘秘传的道,他们相信得此秘传的人便可成仙。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他予以重新解释,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易传》中的观念,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名为“太极图”,他做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不必与《太极图》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
《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用濂溪集》卷一)
《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是朱熹(1130—12)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朱熹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第二十五章将要比较详细地讲他。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但是,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逻辑的结论,就是“事父事君,亦是妙道”。当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他们就不用出家了。
怎样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他又进一步说“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他的第二篇主要著作是《通书》,在《通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无欲”,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为”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他用“无欲”,不用“无为”、“无心”,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家的出世性质。若就这些名词来说,“无欲”的“无”,并不如“无心”的“无”那样概括一切。
《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濂溪集》卷五)。
新儒家的“欲”字常指私欲,或径指自私。有时候在“欲”字前面加上“私”字,是为了使意义更明白些。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孟子》这段话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照新儒家的说法,孟子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任何人在这种场合的自然自发的反应。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冲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之子,不该救他;或者这个孺子是他的友人之子,应该救他。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受“第二私念”即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激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