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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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需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需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需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过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颢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遵循他的自然冲动,他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毋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佞禅伯,不谀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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