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回忆接管改造北平市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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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回忆接管改造
北平市警察局
刘 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府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来到了前门内公安街16号院，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
在接管北平市警察局后，共接管旧警察人员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五人，其中，职员两千一百六十九人、警长和警士九千一百四十七人、公役两千三百一十九人。对旧警察的接收、使用和改造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确立的工作方针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工作策略是：粉碎旧机构，逐步清除旧警察中的坏分子。具体步骤是：先处理原警察局内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处理普通旧警人员；先处理上层人员，后处理下层人员。对普通旧警人员以教育改造为主，对特务、反革命分子以集中管训审查为主；对有重大罪恶或现行破坏活动的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对反动党团成员中有历史不清，又不坦白交代或品质不好、有劣迹、群众痛恨的人员予以开除。其中需要进行管制的人员交派出所和社会有关部门进行管制；对思想顽固、老弱病残、不称职、无改造前途的人员发给路费遣送回原籍；对旧警察中恶心不深、无劣迹、有一技之长者留用并进行教育改造；对在北平市解放前不久刚参加旧警察的青年学生中，那些思想进步、历史清白的人员，一律留用，照常工作。
对旧警察机构中的人事部门采取解散后重新组建的办法。例如，对北平市警察局中的组训室、政工科、机要室、督察处、专员室这样的反动政工机构予以撤销；对秘书、统计、通讯、司法、刑警、女警、外管、消防、总务、行政、会计和警察医院这样的业务行政部门予以改编，而后划分为人事、侦讯、治安、行政四部分。与此同时，将各警察分局旧机构中有的组、室拆散，依照市公安局的整编原则，改编成为秘书、政保、治安、总务四个业务部门。在改编中，所有科、股长以上领导除个别情况，全部改换为我接管干部。
当时限于接管干部少的原因，分驻所、派出所的人员机构仍维持原状。1949年6月，市委书记彭真亲自起草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改革区街政权组织及公安局派出所的决定》，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在粉碎了旧的警察制度之后，必须建立新的人民公安系统和工作。目前，应该继续彻底改造派出所。政府应派大批得力干部和学生到派出所里去，并吸收旧警察中经过改造可能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分子参加派出所。”根据中央和市委领导的指示，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取消分驻所。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这样所有的派出所里都有了接管干部。从此，市公安局的基层机构也以接管人员为主了。
对接管的旧警察局人员，我们根据政策分清类别，区别对待，该管训的管训，该使用的使用。不论对哪种人员，都不歧视和虐待，教育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使一些旧警察从心底里感受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尽全力配合新政府工作。如北平市警察局代局长徐澍，在交接工作中，确保了档案文件及武器弹药等保管完好，确保了接管和移交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由于他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受到了谭政文局长等领导同志的嘉奖鼓励，还被任命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业务研究组组长，开展公安局业务研究工作。直到数十年后，徐澍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受到任命后，内心感到十分荣幸，也感到十分惭愧。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之人，党让我留在人民公安战线工作，给予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人民公安战线上少有的事。”又如接管工作开始后不久，有个旧警察的母亲病故了，这个警察的级别低，薪水少，家里生活困难，无钱料理母亲的后事，尸体只能停放在家中，愁得不得了。想来想去他壮着胆子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个申请救济的报告，送上去后心里还直扑腾，不知能否批下来，也不知多久才能批下来。当时这个报告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看完后就在原信及封皮上批示，要行政处酌情给予补助。行政处接到信后马上做了安排，及时拨付了救济款，使这个旧警察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简单的手续，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就有了结果；喜的是他的老母可以入土为安了。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要在以前，我这报告打上去，一级转一级，起码要转几个星期才能有结果，结果是啥还说不清楚呢。”这件事不仅使这个旧警察深受感动，对其他的留用旧警人员也有很大影响，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不歧视他们，共产党派来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明的，是关心、爱护并且肯于帮助他们的。这使得大多数旧警察由最初的不自愿而转变为自觉地向接管干部靠拢，心悦诚服地为人民公安机关工作。
经过审查，在旧警察人员中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四百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市公安局严格掌握政策，向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了解情况并请他们认定处理意见。此外，还争取了北平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总队长聂士庆协助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总队长。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最后是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政府给予其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的和底细不清的人，市公安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人作进一步的审查。
提起聂士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我和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同志所用的那座绞刑架。我们上天安门城楼时人多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支在当时比较珍贵的“派克”牌钢笔让扒手给偷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扒手太猖狂，竟然偷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也必须对留用的旧警察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的接管和从保警队员手中收缴武器，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安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两千九百人，编为六个大队、十八个中队、一个车巡大队、一个军乐队。四名总队正、副队长中有三名是军统特务、一名是中统特务；二十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武器装备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机枪中队配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二支，其他为驳壳枪、勃朗宁手枪等。保警总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反动武装警察部队。
五四运动以来，保安警察总队屡次参与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我和刘进中、张廷桢等同志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艰难。谭政文指出：收缴保安警察总队的武器事关重大，对消灭城内反动武装有重要意义，对城外待编的傅作义部队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防止拒缴或携枪潜逃的危险情况出现。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我们手里没有兵，但是我们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促其缴械，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利用旧警察和保安警察总队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人，运用和平接管的权力，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1949年2月4日至8日，经过层层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终于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收缴了保安警察总队全部的武器。计有机枪一百五十二挺、长短枪九千九百八十七支、战刀八百七十三把、手榴弹五千九百五十四枚及子弹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发。
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期间，全体军事代表、接管人员，为了社会的安宁，每日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但是，大家每天吃的却是窝头、小米饭、青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装，脚上登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劳动人民最低水平的生活。市公安局当时的食堂没有夜餐，劳累一天后晚上又继续加班的同志想吃点东西，只能到离市公安局不远的前门外大街夜市的小摊上去吃。一次，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赵苍壁加夜班后肚子饿得快坚持不住了，于是拉上我直奔前门夜市，从小摊上买碗新鲜的老豆腐和刚出炉的火烧，热热乎乎地吃下肚——这在当时觉得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一次改善生活了。
我们每当谈起这些往事，仍记忆犹新，余味浓浓。当时，我们在和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社会名流打交道时，虽然穿得不如人家，但心里是那样的充实，是那样的坦然和豪迈，表现出来的是高昂的斗志、超人的工作效率。我们以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北平市上下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誉。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原顾问
（此文由《首都公安》杂志根据刘涌同志口述整理）
代 序
回忆接管改造
北平市警察局
刘 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府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来到了前门内公安街16号院，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
在接管北平市警察局后，共接管旧警察人员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五人，其中，职员两千一百六十九人、警长和警士九千一百四十七人、公役两千三百一十九人。对旧警察的接收、使用和改造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确立的工作方针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工作策略是：粉碎旧机构，逐步清除旧警察中的坏分子。具体步骤是：先处理原警察局内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处理普通旧警人员；先处理上层人员，后处理下层人员。对普通旧警人员以教育改造为主，对特务、反革命分子以集中管训审查为主；对有重大罪恶或现行破坏活动的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对反动党团成员中有历史不清，又不坦白交代或品质不好、有劣迹、群众痛恨的人员予以开除。其中需要进行管制的人员交派出所和社会有关部门进行管制；对思想顽固、老弱病残、不称职、无改造前途的人员发给路费遣送回原籍；对旧警察中恶心不深、无劣迹、有一技之长者留用并进行教育改造；对在北平市解放前不久刚参加旧警察的青年学生中，那些思想进步、历史清白的人员，一律留用，照常工作。
对旧警察机构中的人事部门采取解散后重新组建的办法。例如，对北平市警察局中的组训室、政工科、机要室、督察处、专员室这样的反动政工机构予以撤销；对秘书、统计、通讯、司法、刑警、女警、外管、消防、总务、行政、会计和警察医院这样的业务行政部门予以改编，而后划分为人事、侦讯、治安、行政四部分。与此同时，将各警察分局旧机构中有的组、室拆散，依照市公安局的整编原则，改编成为秘书、政保、治安、总务四个业务部门。在改编中，所有科、股长以上领导除个别情况，全部改换为我接管干部。
当时限于接管干部少的原因，分驻所、派出所的人员机构仍维持原状。1949年6月，市委书记彭真亲自起草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改革区街政权组织及公安局派出所的决定》，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在粉碎了旧的警察制度之后，必须建立新的人民公安系统和工作。目前，应该继续彻底改造派出所。政府应派大批得力干部和学生到派出所里去，并吸收旧警察中经过改造可能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分子参加派出所。”根据中央和市委领导的指示，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取消分驻所。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这样所有的派出所里都有了接管干部。从此，市公安局的基层机构也以接管人员为主了。
对接管的旧警察局人员，我们根据政策分清类别，区别对待，该管训的管训，该使用的使用。不论对哪种人员，都不歧视和虐待，教育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使一些旧警察从心底里感受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尽全力配合新政府工作。如北平市警察局代局长徐澍，在交接工作中，确保了档案文件及武器弹药等保管完好，确保了接管和移交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由于他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受到了谭政文局长等领导同志的嘉奖鼓励，还被任命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业务研究组组长，开展公安局业务研究工作。直到数十年后，徐澍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受到任命后，内心感到十分荣幸，也感到十分惭愧。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之人，党让我留在人民公安战线工作，给予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人民公安战线上少有的事。”又如接管工作开始后不久，有个旧警察的母亲病故了，这个警察的级别低，薪水少，家里生活困难，无钱料理母亲的后事，尸体只能停放在家中，愁得不得了。想来想去他壮着胆子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个申请救济的报告，送上去后心里还直扑腾，不知能否批下来，也不知多久才能批下来。当时这个报告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看完后就在原信及封皮上批示，要行政处酌情给予补助。行政处接到信后马上做了安排，及时拨付了救济款，使这个旧警察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简单的手续，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就有了结果；喜的是他的老母可以入土为安了。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要在以前，我这报告打上去，一级转一级，起码要转几个星期才能有结果，结果是啥还说不清楚呢。”这件事不仅使这个旧警察深受感动，对其他的留用旧警人员也有很大影响，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不歧视他们，共产党派来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明的，是关心、爱护并且肯于帮助他们的。这使得大多数旧警察由最初的不自愿而转变为自觉地向接管干部靠拢，心悦诚服地为人民公安机关工作。
经过审查，在旧警察人员中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四百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市公安局严格掌握政策，向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了解情况并请他们认定处理意见。此外，还争取了北平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总队长聂士庆协助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总队长。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最后是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政府给予其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的和底细不清的人，市公安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人作进一步的审查。
提起聂士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我和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同志所用的那座绞刑架。我们上天安门城楼时人多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支在当时比较珍贵的“派克”牌钢笔让扒手给偷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扒手太猖狂，竟然偷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也必须对留用的旧警察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的接管和从保警队员手中收缴武器，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安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两千九百人，编为六个大队、十八个中队、一个车巡大队、一个军乐队。四名总队正、副队长中有三名是军统特务、一名是中统特务；二十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武器装备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机枪中队配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二支，其他为驳壳枪、勃朗宁手枪等。保警总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反动武装警察部队。
五四运动以来，保安警察总队屡次参与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我和刘进中、张廷桢等同志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艰难。谭政文指出：收缴保安警察总队的武器事关重大，对消灭城内反动武装有重要意义，对城外待编的傅作义部队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防止拒缴或携枪潜逃的危险情况出现。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我们手里没有兵，但是我们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促其缴械，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利用旧警察和保安警察总队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人，运用和平接管的权力，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1949年2月4日至8日，经过层层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终于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收缴了保安警察总队全部的武器。计有机枪一百五十二挺、长短枪九千九百八十七支、战刀八百七十三把、手榴弹五千九百五十四枚及子弹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发。
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期间，全体军事代表、接管人员，为了社会的安宁，每日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但是，大家每天吃的却是窝头、小米饭、青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装，脚上登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劳动人民最低水平的生活。市公安局当时的食堂没有夜餐，劳累一天后晚上又继续加班的同志想吃点东西，只能到离市公安局不远的前门外大街夜市的小摊上去吃。一次，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赵苍壁加夜班后肚子饿得快坚持不住了，于是拉上我直奔前门夜市，从小摊上买碗新鲜的老豆腐和刚出炉的火烧，热热乎乎地吃下肚——这在当时觉得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一次改善生活了。
我们每当谈起这些往事，仍记忆犹新，余味浓浓。当时，我们在和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社会名流打交道时，虽然穿得不如人家，但心里是那样的充实，是那样的坦然和豪迈，表现出来的是高昂的斗志、超人的工作效率。我们以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北平市上下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誉。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原顾问
（此文由《首都公安》杂志根据刘涌同志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