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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楚成王觉得重耳可能会成为国君，就以国君的礼节接待他，重耳对楚成王非常感激。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说：“你流落到楚国，在落魄的情况下，是我接待了你。如果你日后当了国君，该如何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你的国家强大，美女、宝石、丝绸这些东西你有的是，我献上这些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意，雀翎、象牙又是楚国的特产，我国境内实在没有多少好东西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楚成王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报答的事情你也该好好考虑一下。”重耳明白，有称霸之心的楚成王不贪图钱财这些身外之物，要的是其他东西，于是他回答：“如果我能回国且当上国君，将来楚晋两国发生战争，那我一定会退避三舍，报答你现在对我的恩惠。如果退避三舍还是不能得到你的谅解，那我只好跟你战斗了。”重耳的回答尽显其诚，又遵循了维护个人和国家尊严的原则。

    后来，重耳逃到了秦国，秦穆公要扶植一个亲秦的晋国国君，于是大力支持他。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回国，并且当上了晋国国君，即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渐渐强盛起来。晋文公希望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晋文公早就看出了楚国想称霸诸侯国的野心，所以要想当上中原的霸主，就必须先打败楚国，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正在这个时候，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晋国搬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进谏说：“楚国平日总是飞扬跋扈欺辱诸国，主公宅心仁厚，此时不建功立业，更待何时？”于是，晋文公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去帮助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攻袭了附属楚国的曹国和卫国，生擒其国君。

    楚成王不想跟晋军开战，因为此时晋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两军开战一定会有大的伤亡。听到晋国出兵帮助宋国，他立刻下令撤兵。可是大将成得臣觉得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愿意停止战争。他遣将报信说：“末将不敢妄自夸大一定势在必得，但绝对会破釜沉舟。”一听这话，楚成王不乐意了，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派了少量人马归成得臣指挥。

    楚军告知晋军，要求放还卫、曹两国的国君。晋文公私下款待两位国君，将他们奉为座上宾，并且承诺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求他们先同楚国断交。曹、卫两国国君不敢和晋国抵抗，就都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怒，他本来是想救这两个国君的，没想到这两个国君倒先和楚国绝交了。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马上攻打晋军的大营。

    楚、晋两国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晋文公见是楚国的军队，立刻下令后撤，一直后撤了九十里地才停下。晋军中很多将士对晋文公的做法不满，说：“对方来的是臣子，我们来的是国君，跟他们打仗我们还退，莫不是我们怕了他们？”

    晋文公的手下狐偃说道：“两军开战，讲究名正言顺。当初楚王曾帮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如今后撤，就是应诺，这样就不会理亏了。如果退兵他们还不罢休，继续得寸进尺，那就是他们无理，我们再还手也不迟。”全军将士释然，暗自佩服晋文公信守承诺。

    楚国诸将军见晋军后撤，便也想退兵。但主将成得臣不同意，他率军紧随晋军一路追到城濮，并且给晋文公下了战书。晋文公回道：“贵国曾有恩于我，我铭心谨记，今已兑现。倘若还步步紧逼，下回就在战场一决高下。”

    大战开始，按照原定的计划，晋军显现出节节败退的样子。成得臣大喜，率军急追，不料中了晋军的埋伏。随着成得臣率军深入，晋军也不再后退，而是反过来用精锐部队攻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

    随后晋文公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行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领残兵败将走在回营的路上，觉得自己回去没办法向楚成王交代，于是就自杀了。

    “退避三舍”体现了晋文公言而有信。这一做法不仅信守了当日的承诺，报答了楚成王的恩情，而且避开了楚军的锋芒，骄纵了楚军，激励了晋军士气，赢得了将士们的理解和支持。另外，晋文公选择了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也是一种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军事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谋略。

    身为执政者或者决策者，要信守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晋文公的做法就验证了上面的话。

    其实，这只是执政者要遵循的一个准则。另外，执政者在赏罚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前文说过，执政者施行奖赏原则的时候要守信，施行惩罚原则的时候要公平。赏罚要分明，是扶正祛邪的一个手段。关于赏罚问题，诸葛亮曾经说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意思是，奖赏与惩罚的政策，说的就是善的予以奖励和恶的予以惩罚。奖励是用来鼓励立功的，惩罚是用来杜绝奸邪行为的。既不能奖励不公平，也不能惩罚不平等。通过赏赐，他们知道要给予好处的原因，勇士就会为了正义而奋不顾身；通过惩罚，他们知道被惩罚的原因，做坏事的人就知道要有所畏惧了。奖励不能无根据地实施，惩罚也不能随便地乱用。如果没有根据地奖励，有功劳的人就会有怨言；随便地惩罚，正直的人就会忌恨。关于奖惩方面，很多执政者处理得还是非常好的。

    南宋的时候，某个地区的一些人觉得自己生活得不是很好，便决定落草为寇，并且定好了抢劫的日子和地点。有个人负责传递消息，不料半路却被官府的人抓住了。他说出了实情，希望得到官府的宽大处理。知州陈埙详细地询问了那个人，对那些人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心里就有了打算。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去抓捕他们，而是按兵不动，派人悄悄给这些人送去牛和酒，然后附带了一句话：“你们不做农民而去当草寇，不去耕田而去弄兵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现在给你们送来牛和酒，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们的行为过分了，杀无赦！”

    众人见势不妙，觉得事情有些严重，决定前去自首，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犹豫不决。这个时候，陈埙又下令，凡是献出兵器的人一律重赏，既往不咎。这个命令一下，投靠官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全部缴械。陈埙也真如他所说，给了这些人重赏。这样，知州陈埙未发一兵一卒，就将这件事平息了。而且，当地的治安也有所改善。可见，奖惩的威力有多大。

    本篇中还提到：“心为九方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所以求，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右主因。”

    这其实是指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用心分析，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了解他们的规律，并遵循这些规律，就可以心想事成。因此，心是处理各种问题的主宰。古代的许多名臣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能经常满足别人的心理需求，更善于辅助君主运用各种赏赐手段来笼络人心。张良在刘邦建汉封侯时给他想出的一个计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一天，刘邦在洛阳附近看见许多将军围在一起发牢骚，可走近他们的时候又听不到什么，只见将军们面有愠色，看样子对他挺有意见。刘邦就去问张良，张良如实汇报说：“将军们在谈论造反的事情！”

    这句话把刚登上皇位的刘邦吓了一大跳，天下刚刚平定，就有人出来造反，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呢？他赶忙向张良询问具体情况，张良分析说：“陛下斩蛇起义，是靠这些将士出生入死夺取了天下。现在，秦朝被推翻了，项羽也被陛下打败了，您当上了皇帝，将军们最关心的就是分封土地和授予官位的事情。可是，陛下分封的二十多人中，都是萧何、曹参等陛下最亲近的人，处分的都是和陛下有怨恨的人。现在，将军们一边盼着陛下赶快分封他们，一边又担心土地有限轮不到自己。还有一些人平时得罪过陛下，害怕会受到陛下的惩罚。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密谋发难。如果处置不当，国家就会出现内乱。”

    刘邦忙问：“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

    张良接着说道：“我有一计，可以应对这个局面。请陛下告诉我，平时您最恨的而且将军们都知道的人是谁？”

    事到如今，刘邦只得说了实话：“雍齿，此人作战勇猛，立过许多战功，在将士们中也有威望。可是他居功自傲，几次让我在大臣面前难堪。我真想杀了此人，痛痛快快地出口气。但那时正是用人之际，只好忍了。”

    张良拍手笑道：“这就好了。陛下您封雍齿为侯，那些有战功而担心陛下会为难他们的人，一看陛下最恨的人都分封了，所有顾虑就会不存在了。”

    第二天，刘邦按张良定的计策设下酒宴，当着大臣和将军们的面，封雍齿为什邡侯，又让丞相、御史加快了按功封赏的进度。

    几天前还准备闹事的将军们吃过酒宴，高高兴兴地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就等着陛下的分封奖赏吧！”

    事实上，张良的这一小计谋，充分运用了心的力量，安定了汉初的局面。

    上面所说的三个故事都是与九个准则内容有关的，总之，执政者或者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要信守“符言”的九个准则，这样才能掌握治世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