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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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中更是写出了张爱玲的一生。
一九四七年，张爱玲的心死了。她是在小说《色戒》中告诉了人们，杀她的人是汉奸男人。她好比是王佳芝，胡兰成好比易先生。易先生是汪伪政权搞情报工作的小头目，胡兰成是汪伪政权搞宣传工作的大秀才，而张爱玲质问的是他们俩作为男人，如何对女人下了手。王佳芝不能活，尽管她救了易先生一命，但易先生最多承认对她是有好感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有更多的感激。一九四四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次年胡兰成又和周训德结婚，和范秀美结婚，张爱玲说，她无论如何是不喜欢胡兰成了。于是，她心死了。在三十多年后写的《色戒》里，她告诉人们，是谁杀了她。
张爱玲文福太厚，人福太薄，究其一生，凄苦孤独的时候占了太多时间。人们都喜欢拿她的祖母是李鸿章女儿，来说她出身的高贵，还要说她的祖父张佩伦如何于朝政有见解，才学不一般，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个人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这个儿子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第二次是和一个妓女，那是在张爱玲五岁的时候，第三次是在张爱玲十几岁的时候，和另一个女人。张爱玲的父母是典型的生娃不管娃、娃跑了不撵娃。张爱玲的父亲整天不做事，看戏喝茶读报抽大烟发脾气，甚至跟自己的妹妹也说不到一起，他不会过日子，急了还要打人：过日子就得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把家里的人安顿好，使家里人能在这个屋里呆住。张爱玲的母亲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就出国，十六岁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又出国了，再没有回来过。他们俩一样处在无能为力的人生中，我估计他们没一天不在怨恨和焦虑中度过，他们没有心思、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管到两个儿女的生活，更没有可能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和她弟只能自己管自己。她抓周的时候抓的是钱，她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想着做什么工作更好，她一生都在想着抓住一个东西。
要说张爱玲是大聪明人与大糊涂蛋，太成熟又太幼稚，也不为过。她这种人，也许可以只过内心生活，活在自己的内心里，欲望少，不企盼生活中有更多的温暖的东西，彻底把自己封闭，现世的美好与自己无关。但她不能够，她生活的家不像自己的家，后母和父亲欺负她，她早早有了恨，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象有一颗炮弹落在她们家，大家死了干净。她又多看了报纸杂志，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在她的内心划了一道一道爱情童话的烙印，她看传统小说，于人情世故有了透彻的了解。她很小的时候就用文字来想象自己的生活，比如写过少女失恋自杀，写过姑嫂相斗的家庭悲剧，还写过一个快乐村，类似于陶渊明的世外桃园，那时候她才七八岁。她感受过世态炎凉，有太多的时间把身边的生活一遍一遍地分析，她还可以把这些生活写成文字。那时候她就想，上帝就是给了她这样一个手段，可以用笔写人生，她还想，她可以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愿望，然后在现实中实现，比如有更好的家庭，更多的人生，更好的自己的生活。但是生活比她复杂。
这个傻女子，连上帝都欺负她呢。在她二十三四的时候，一下子给了她那么多惊喜和幸福。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她的主要的小说都已完成。这些小说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就跟高山一样，没有人能超过她。她有了意想不到的声名，地位，金钱，成绩。她还和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她自信，她的才华等于她的第二容貌，就如同男人把自己的才华当作第一容貌一样，才华和容貌现在是一种资源，她要用来拴住一个男人。她期望百年之好，胡兰成还允诺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现世安稳须得人心安稳，岁月静好须得生活静好，她安稳于一人，静好于一人，她觉得胡兰成头上一敲脚底板都叮当响的聪明，于是一心欣赏，以为胡兰成也同她一样，甚至她也可能大度地想，她可以给他自由，只要他能在外面野够了以后，知道家门在哪儿。但是，胡兰成这个人，跟她有根本的不同。他算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应该是有悟性，但没有对复杂多样的世界和无法穷尽的知识的谦卑感，没有知识和才华用以热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理念，知识和才华恰恰成就了凌驾于世界之上、人之上的自大狂心态，于是一切人与一切物皆成为他的工具，万物皆备于他的自私功用。他要的不是一个女人，一个家，而是同时、也不用任何掩饰地需要许多女人、许多家，道德、责任、与人的尊重、必要的廉耻、内心的不安、可能对别人的伤害，他一概不用考虑。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它需要两个人的相互属于，并且排它。基于这一点，它需要两个人的平等和尊重，需要相互欣赏和珍惜，也因而，它必然是小心眼儿的，有嫉妒的，不允许感情背叛的，占有的。同时，爱情是应该放进婚姻里的，放进生活中的。由此出发，就可以得出结论：检验一个人爱你不爱你，是看他是不是把你看作他的唯一，会不会平等相处，有没有珍惜，会不会怕伤害到你，能不能给你婚姻，能不能经得起生活中琐碎的事物和彼此缺点暴露的考验。看一个人值不值得爱，不是看他有多好，而是看他对你有多好，不是看他有多少才华，而是看他经营感情的时候有多少真诚和多少付出，不是崇拜对方和为奴的心态，而是看他把你当不当回事。胡兰成会和那么多女人结婚，而张爱玲所需要的一个男人，一个家，那个梦就破灭了。
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女生，要做人妇，自己组织家庭，选择合适的可以一辈子住在一起的人，并且要生儿育女，天天面对，真是天大的事情，生平头一回的经历，让人心虚得不得了的决定。人没有前后眼，看不见未来如何变化，喜欢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最终会变成自己喜欢的呢还是自己讨厌的呢，谁也说不清。所以你千万别相信，人有料事的精明，就必然会有处事的得当。一个人在决心要结婚的时候，哪一个敢说自己心里绝对有底。假定张爱玲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多，可以有很多人给她参谋，她的生活或者会是另一个面貌。父母会悄悄议论，这女子最近变了，经常一个人偷偷地笑，走路还哼哼唧唧地唱歌呢。姐妹会说，爱上一个男人了吧。然后一家人在饭桌上会看着她笑，逼她坦白，并且要她把男朋友带回家吃饭。后来见她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带回家，终于打探出来，胡原来有妻室，且年龄大张爱玲十五岁，还是汪精卫政府的高级官员，于是全家合力阻止。女人们怕的是这样的人守不住，怕中途闪了她，兄弟们觉得这样的人对自己的姐妹起歹心，一定要教训教训他，父亲会知道在大是非上，汪精卫政权是让人不齿的，是逆了良心的行为，日本人终究会从中国退出去，胡兰成的人生终究有污点。她会抗争，说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但那些眼泪、劝告、态度、观点、经验、常识会时时闪现在眼前，出现在脑海中，她得一遍遍在心里推演自己的正确。也许她会表面上顺了家人的意思，暗底里仍然来往，也许她会就此冷却这段感情，变成一种回忆，也许她就钻在里面拔不出来，一意孤行，家人让步，最后胡兰成离婚，来她家见父母和家人，一起吃饭打牌闲话，大家再从细枝末节推敲这个人，父母私底下把胡兰成找去，一为了托付女儿给他，二也要话里话外敲打他，让他不敢轻易生了外心，抛弃了张爱玲。然后家人会争取到明媒正娶，宣告于世人。一旦胡兰成和周训德、范秀美们结婚，张爱玲可以再回父母家，休养疗伤。张爱玲也可以打一开始就找一个平庸的男人，开始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然后中途出轨，有了情人，那样的伤害也要轻于现在的局面。
但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注定，命运里有铁一般的逻辑，注定了每个人只有属于他的一条路。她的命运如此，早已排定了每一个步骤。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她的福气开始衰减，幸福从手中滑掉了。胡兰成是个汉奸，被通缉，她被人叫作文化汉奸，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想要的男人，正如同她给胡兰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胡兰成早已不喜欢自己，所以张爱玲才决定，不再喜欢胡兰成了。那时候她心死了，也没有退路了。按理说，以她那样的文学成就，后来的人生足可以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但她所处的时代，政治上有党争，要她站队，民族情绪上有忠奸，要她检讨，文学要求上有压制自由的各种标准，要她服从，人情世故上有太多她不知道的东西，需要她妥协、压抑、卑屈，娘家无爹娘，夫婿归了别人，她只有两眼一闭，痛苦决定，从此出国，离开了这伤心地。
二
一九七八年，她写了《色戒》。她要给自己一个交待，给世人一个交待，也给她那段爱情一个交待。
人都爱看热闹。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热闹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自己的生活总是有很多麻烦，令我们不满意，又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扔掉，不如从自己的生活中跑出来，在别人的故事里说三道四，品评指点。尤其是张爱玲，一个女人，一个才女，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作家，被别人抛弃了。现在大家都像看西洋景一样，渴望张爱玲说说，你后悔了没有，你原谅了胡兰成没有，你觉得他现在是不是还让你喜欢，你是不是还是不在乎他是汉奸，你对那段爱情还怀念不，爱情会不会大过政治态度，大过政治选择，大过怨恨，大过曾经有的不愉快，爱情里有没有一种诗意，让你不在乎生活中的种种卑微不妥之处。
张爱玲并不傻，虽然她曾经傻过，那是在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当时，但她是作家，她的本能里有对世事的清醒，她必须世事洞时，才能讲一个人们信服的故事，她必须看透所有的傻，才能让读者上当。我们可以假定读者是傻的，因为，读者都愿意傻呵呵的相信作家，认为作家所说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形态，不是他们现在所遇见的生活。读者经常在生活中精豆子似的，然后在作品阅读的时候让自己弱智化，这样不费脑子，也是一种快活。但聪明的作家，就是不让读者傻下去，如果大家都傻，这世界就完蛋了。
张爱玲三十二岁到香港，三十五岁到美国，三十六岁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赖雅大她三十岁，四十七岁的时候赖雅逝世，七十五岁的时候她病逝，病逝一周才被人发现。她把自己放逐了，也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她没有孩子，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多少朋友，她完全陷在孤独中。街道是热闹的，美国是热闹的，别人的生活是热闹的，她只拥有寂寞。没有人可以说说闲话，比如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甚至和她吵吵架，让她发发小脾气，有一些牢骚也可以，甚至有一些抱怨。没有这些，没有人陪她逛逛街，购购物，给她做顿好吃的饭，让她回家的时候不用自己做饭，她累了的时候给她捏捏肩膀，在她睡不着的时候陪着她。女为悦己者容，她为谁容，谁来悦她，不知道。她也会想起胡兰成。不想才怪呢。但这是痛苦纠结的想，是怨恨交集的想，是恨不得咬死他杀了他才痛快的想，是带着仇恨，他已经不是亲人，他更像仇人。没有大气的人，大道理谁都会讲，要原谅别人哪有那么容易，分明是他毁了她的生活，而且从生活的基本常识上，从一般经验上，从自古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是非判断上，胡兰成是不道德上，不尊重她的，伤害了她的。冤家，这时候真的是冤家，但不是那种亲亲昵泥、打情骂俏的冤家，是真正有冤有仇了的。想可以，但别说这是爱，这种搁不下，只是心里去除不了的别扭。你也可以叫它心理阴影，叫伤痕的痒痒难熬。
也许新的爱情可以为旧的爱情疗伤。虽然悲观地讲，性格即是命运，有的人总是会犯同一个错误，在跌倒的地方，总是重复跌倒，有的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这一个男人骗了她，说不定下一个男人又骗了她。但我们宁愿相信，人总有一天会吸取教训，学聪明变乖，运气也不总是倒霉到底。许多人看到张爱玲是骄傲的，眼头高，轻易不会看上谁。岂不知，越是骄傲的人越是掩盖自己的脆弱，越是掩盖越是积累了更多的脆弱，看起来铜墙铁壁的内心，一旦攻破，就跟纸糊的一样顿时洞开。还可以说，张爱玲是善良的，也是现实的人，她对爱情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们很容易被她的才气吓倒，忙不叠地崇拜她，仰视着她，并且期望以才气来捕获她的内心，而最关键的是应该把她看做女人，或者看做脆弱无奈的众生中的一员。她的内心现在有一层坚硬的壳，她没法放下架子，毕竟，第一段爱情和第一个男人给了她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即可以是一个好的标准，也可以是坏的警戒线。她会要求第二个男人得有才，不能弱于第一个男人，要不她就吃亏：这是个面子问题。受过伤害的人心理都会这么要求，第二个爱情毋宁是争气工程，别让第一个男人看扁了自己，说她离了我就找不着更好的人，这也是向世人宣告，我离了他同样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男人爱。还有，她会用第一个男人的缺点看所有的男人，然后保持一种警惕、矜持和审慎的心理。得打击她的这种戒备心和参照对比心，证明爱的方式的多样，和爱的实质在哪里，以及爱情需要双方如何放下身段，新的爱在什么意义上会有别于旧的爱，新的爱为什么会更好。但是这样的男人没有出现。
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张爱玲写下了《色戒》。她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这是一种告白，一种申诉，一种检讨。这个小说有两个前提性的立场，一是政治正确。爱国的学生要刺杀和敌国相勾结的汉奸。这种刺杀虽然失败，爱国的女学生被汉奸枪杀，但它的正义性是存在的。二是对爱情的质疑和对逢场作戏的男人的绝望。批判性是明显的。张爱玲需要洗清自己，四七年有人说她是文化汉奸的时候，她就有过剖白，说个人感情和政治是非是无关的。她和汉奸男人结婚，不等于她是汉奸。这个小说进一步明确了她的大是非观。那群在香港的大学生对香港人爱国情绪的淡漠是不满的，他们并非是某党某派，也不是职业的特工人员，只是因为他们要爱国，所以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她还一再在小说里说易先生他们，因为投靠了汪伪政权，生活优裕，享有特权，跟周佛海他们比赛着把家庭收拾得更舒适。虽然在小说里，她要把汉奸还原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逢场作戏的同时，也对爱情有感觉，有期待，但他通过爱国学生的刺杀行为暴露后冷酷无情地下手杀人，在道德上判了他们有罪，用人性必有的悲悯来说明他们冷酷的非人性。同时，她以易先生对王佳芝的无情，以多处说他并非只给王佳芝一个人买过东西，来说明这个爱情的轻飘、可爱、不扎实，让人们有理由为王佳芝打抱不平，同时也把这种爱情放在了审判台上。最能反映她的爱情态度的是，她在小说中很突兀地插入的引用别人几句话，一是说权势是男人的春药。既然权势是男人的春药，那么，权势是外在的，男人如果没有了权势，则值得爱的价值就减少，这几乎是一种嘲讽。二是引用辜鸿铭的二句话，第一句说，女人通往男人的心要经过胃，男人通往女人的心要经过***通往胃，是把他放在生活里，通往***是把她放在性上。第二句话说，辜鸿铭认为，男人有几个女人，就如同一个茶壶要有几个茶杯，是正当而合理的。而一个女人要有几个男人，就如同一个茶杯要有几个茶壶，是不正当合理的。她对辜鸿铭的这段话，用两个字概括：下作。她把自己比拟为王佳芝，把胡兰成比拟为易先生。她和王佳芝一样，都是初涉社会，遇见了一个以为爱自己的男人，胡兰成和易先生一样，都是汪伪政权里的重要人物，是汉奸。但是，她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她还把自己当成了张爱玲，张爱玲比王佳芝清醒，她是在三十多年对人生的观察后，以一个女人，老女人，把人生看通透了的老年人，来站在王佳芝的背后，冷眼观察的。胡兰成也不是易先生，易先生只不过是男人身不由己的出轨，而胡兰成是没有羞耻心的戏侮女人。她还把自己看作作家，作家超越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个人恩怨之上，超越于政治态度之上，超越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之上，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有太多的女人，为了得到一个优秀于自己的男人，不惜把自己放得很低，甚至不要尊严，不要是非，不要在乎那男人对自己有没有爱惜，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女作家，就是一直把胡爷看得很高贵，很值得敬佩，张爱玲在小说中，其实是想骂她们二十句：
“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
“当年我也是糊涂蛋”。张爱玲想，“王佳芝也许也是糊涂蛋，但事出有因”。
她要写普遍的人性。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陰道。”
这两句后来让人耳熟能详的话也是出自于《色戒》一文。
张爱玲的小说自是没得说，那是经的起了时间考验，经得起岁月变迁而依然百读不厌的小说。
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还依然有不少喜欢研读她的书，小说的人。甚至张爱玲作品集还被列入了初中高中生课外必读书名单，可见一般。
九心本来还想着反正也是短篇，干脆多写几篇之类的，但是后来也是觉得经典的文章两三篇也就够了。
这几篇也就差不多了，还是先让她亲爱的读者们习惯习惯，其他类文风小说慢慢推出也不迟。更何况离杂志发售还有几天时间，她还准备在论坛上再写点其他文章呢。
…………
色戒中更是写出了张爱玲的一生。
一九四七年，张爱玲的心死了。她是在小说《色戒》中告诉了人们，杀她的人是汉奸男人。她好比是王佳芝，胡兰成好比易先生。易先生是汪伪政权搞情报工作的小头目，胡兰成是汪伪政权搞宣传工作的大秀才，而张爱玲质问的是他们俩作为男人，如何对女人下了手。王佳芝不能活，尽管她救了易先生一命，但易先生最多承认对她是有好感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有更多的感激。一九四四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次年胡兰成又和周训德结婚，和范秀美结婚，张爱玲说，她无论如何是不喜欢胡兰成了。于是，她心死了。在三十多年后写的《色戒》里，她告诉人们，是谁杀了她。
张爱玲文福太厚，人福太薄，究其一生，凄苦孤独的时候占了太多时间。人们都喜欢拿她的祖母是李鸿章女儿，来说她出身的高贵，还要说她的祖父张佩伦如何于朝政有见解，才学不一般，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个人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这个儿子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第二次是和一个妓女，那是在张爱玲五岁的时候，第三次是在张爱玲十几岁的时候，和另一个女人。张爱玲的父母是典型的生娃不管娃、娃跑了不撵娃。张爱玲的父亲整天不做事，看戏喝茶读报抽大烟发脾气，甚至跟自己的妹妹也说不到一起，他不会过日子，急了还要打人：过日子就得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把家里的人安顿好，使家里人能在这个屋里呆住。张爱玲的母亲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就出国，十六岁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又出国了，再没有回来过。他们俩一样处在无能为力的人生中，我估计他们没一天不在怨恨和焦虑中度过，他们没有心思、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管到两个儿女的生活，更没有可能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和她弟只能自己管自己。她抓周的时候抓的是钱，她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想着做什么工作更好，她一生都在想着抓住一个东西。
要说张爱玲是大聪明人与大糊涂蛋，太成熟又太幼稚，也不为过。她这种人，也许可以只过内心生活，活在自己的内心里，欲望少，不企盼生活中有更多的温暖的东西，彻底把自己封闭，现世的美好与自己无关。但她不能够，她生活的家不像自己的家，后母和父亲欺负她，她早早有了恨，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象有一颗炮弹落在她们家，大家死了干净。她又多看了报纸杂志，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在她的内心划了一道一道爱情童话的烙印，她看传统小说，于人情世故有了透彻的了解。她很小的时候就用文字来想象自己的生活，比如写过少女失恋自杀，写过姑嫂相斗的家庭悲剧，还写过一个快乐村，类似于陶渊明的世外桃园，那时候她才七八岁。她感受过世态炎凉，有太多的时间把身边的生活一遍一遍地分析，她还可以把这些生活写成文字。那时候她就想，上帝就是给了她这样一个手段，可以用笔写人生，她还想，她可以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愿望，然后在现实中实现，比如有更好的家庭，更多的人生，更好的自己的生活。但是生活比她复杂。
这个傻女子，连上帝都欺负她呢。在她二十三四的时候，一下子给了她那么多惊喜和幸福。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她的主要的小说都已完成。这些小说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就跟高山一样，没有人能超过她。她有了意想不到的声名，地位，金钱，成绩。她还和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她自信，她的才华等于她的第二容貌，就如同男人把自己的才华当作第一容貌一样，才华和容貌现在是一种资源，她要用来拴住一个男人。她期望百年之好，胡兰成还允诺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现世安稳须得人心安稳，岁月静好须得生活静好，她安稳于一人，静好于一人，她觉得胡兰成头上一敲脚底板都叮当响的聪明，于是一心欣赏，以为胡兰成也同她一样，甚至她也可能大度地想，她可以给他自由，只要他能在外面野够了以后，知道家门在哪儿。但是，胡兰成这个人，跟她有根本的不同。他算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应该是有悟性，但没有对复杂多样的世界和无法穷尽的知识的谦卑感，没有知识和才华用以热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理念，知识和才华恰恰成就了凌驾于世界之上、人之上的自大狂心态，于是一切人与一切物皆成为他的工具，万物皆备于他的自私功用。他要的不是一个女人，一个家，而是同时、也不用任何掩饰地需要许多女人、许多家，道德、责任、与人的尊重、必要的廉耻、内心的不安、可能对别人的伤害，他一概不用考虑。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它需要两个人的相互属于，并且排它。基于这一点，它需要两个人的平等和尊重，需要相互欣赏和珍惜，也因而，它必然是小心眼儿的，有嫉妒的，不允许感情背叛的，占有的。同时，爱情是应该放进婚姻里的，放进生活中的。由此出发，就可以得出结论：检验一个人爱你不爱你，是看他是不是把你看作他的唯一，会不会平等相处，有没有珍惜，会不会怕伤害到你，能不能给你婚姻，能不能经得起生活中琐碎的事物和彼此缺点暴露的考验。看一个人值不值得爱，不是看他有多好，而是看他对你有多好，不是看他有多少才华，而是看他经营感情的时候有多少真诚和多少付出，不是崇拜对方和为奴的心态，而是看他把你当不当回事。胡兰成会和那么多女人结婚，而张爱玲所需要的一个男人，一个家，那个梦就破灭了。
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女生，要做人妇，自己组织家庭，选择合适的可以一辈子住在一起的人，并且要生儿育女，天天面对，真是天大的事情，生平头一回的经历，让人心虚得不得了的决定。人没有前后眼，看不见未来如何变化，喜欢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最终会变成自己喜欢的呢还是自己讨厌的呢，谁也说不清。所以你千万别相信，人有料事的精明，就必然会有处事的得当。一个人在决心要结婚的时候，哪一个敢说自己心里绝对有底。假定张爱玲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多，可以有很多人给她参谋，她的生活或者会是另一个面貌。父母会悄悄议论，这女子最近变了，经常一个人偷偷地笑，走路还哼哼唧唧地唱歌呢。姐妹会说，爱上一个男人了吧。然后一家人在饭桌上会看着她笑，逼她坦白，并且要她把男朋友带回家吃饭。后来见她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带回家，终于打探出来，胡原来有妻室，且年龄大张爱玲十五岁，还是汪精卫政府的高级官员，于是全家合力阻止。女人们怕的是这样的人守不住，怕中途闪了她，兄弟们觉得这样的人对自己的姐妹起歹心，一定要教训教训他，父亲会知道在大是非上，汪精卫政权是让人不齿的，是逆了良心的行为，日本人终究会从中国退出去，胡兰成的人生终究有污点。她会抗争，说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但那些眼泪、劝告、态度、观点、经验、常识会时时闪现在眼前，出现在脑海中，她得一遍遍在心里推演自己的正确。也许她会表面上顺了家人的意思，暗底里仍然来往，也许她会就此冷却这段感情，变成一种回忆，也许她就钻在里面拔不出来，一意孤行，家人让步，最后胡兰成离婚，来她家见父母和家人，一起吃饭打牌闲话，大家再从细枝末节推敲这个人，父母私底下把胡兰成找去，一为了托付女儿给他，二也要话里话外敲打他，让他不敢轻易生了外心，抛弃了张爱玲。然后家人会争取到明媒正娶，宣告于世人。一旦胡兰成和周训德、范秀美们结婚，张爱玲可以再回父母家，休养疗伤。张爱玲也可以打一开始就找一个平庸的男人，开始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然后中途出轨，有了情人，那样的伤害也要轻于现在的局面。
但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注定，命运里有铁一般的逻辑，注定了每个人只有属于他的一条路。她的命运如此，早已排定了每一个步骤。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她的福气开始衰减，幸福从手中滑掉了。胡兰成是个汉奸，被通缉，她被人叫作文化汉奸，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想要的男人，正如同她给胡兰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胡兰成早已不喜欢自己，所以张爱玲才决定，不再喜欢胡兰成了。那时候她心死了，也没有退路了。按理说，以她那样的文学成就，后来的人生足可以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但她所处的时代，政治上有党争，要她站队，民族情绪上有忠奸，要她检讨，文学要求上有压制自由的各种标准，要她服从，人情世故上有太多她不知道的东西，需要她妥协、压抑、卑屈，娘家无爹娘，夫婿归了别人，她只有两眼一闭，痛苦决定，从此出国，离开了这伤心地。
二
一九七八年，她写了《色戒》。她要给自己一个交待，给世人一个交待，也给她那段爱情一个交待。
人都爱看热闹。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热闹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自己的生活总是有很多麻烦，令我们不满意，又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扔掉，不如从自己的生活中跑出来，在别人的故事里说三道四，品评指点。尤其是张爱玲，一个女人，一个才女，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作家，被别人抛弃了。现在大家都像看西洋景一样，渴望张爱玲说说，你后悔了没有，你原谅了胡兰成没有，你觉得他现在是不是还让你喜欢，你是不是还是不在乎他是汉奸，你对那段爱情还怀念不，爱情会不会大过政治态度，大过政治选择，大过怨恨，大过曾经有的不愉快，爱情里有没有一种诗意，让你不在乎生活中的种种卑微不妥之处。
张爱玲并不傻，虽然她曾经傻过，那是在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当时，但她是作家，她的本能里有对世事的清醒，她必须世事洞时，才能讲一个人们信服的故事，她必须看透所有的傻，才能让读者上当。我们可以假定读者是傻的，因为，读者都愿意傻呵呵的相信作家，认为作家所说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形态，不是他们现在所遇见的生活。读者经常在生活中精豆子似的，然后在作品阅读的时候让自己弱智化，这样不费脑子，也是一种快活。但聪明的作家，就是不让读者傻下去，如果大家都傻，这世界就完蛋了。
张爱玲三十二岁到香港，三十五岁到美国，三十六岁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赖雅大她三十岁，四十七岁的时候赖雅逝世，七十五岁的时候她病逝，病逝一周才被人发现。她把自己放逐了，也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她没有孩子，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多少朋友，她完全陷在孤独中。街道是热闹的，美国是热闹的，别人的生活是热闹的，她只拥有寂寞。没有人可以说说闲话，比如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甚至和她吵吵架，让她发发小脾气，有一些牢骚也可以，甚至有一些抱怨。没有这些，没有人陪她逛逛街，购购物，给她做顿好吃的饭，让她回家的时候不用自己做饭，她累了的时候给她捏捏肩膀，在她睡不着的时候陪着她。女为悦己者容，她为谁容，谁来悦她，不知道。她也会想起胡兰成。不想才怪呢。但这是痛苦纠结的想，是怨恨交集的想，是恨不得咬死他杀了他才痛快的想，是带着仇恨，他已经不是亲人，他更像仇人。没有大气的人，大道理谁都会讲，要原谅别人哪有那么容易，分明是他毁了她的生活，而且从生活的基本常识上，从一般经验上，从自古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是非判断上，胡兰成是不道德上，不尊重她的，伤害了她的。冤家，这时候真的是冤家，但不是那种亲亲昵泥、打情骂俏的冤家，是真正有冤有仇了的。想可以，但别说这是爱，这种搁不下，只是心里去除不了的别扭。你也可以叫它心理阴影，叫伤痕的痒痒难熬。
也许新的爱情可以为旧的爱情疗伤。虽然悲观地讲，性格即是命运，有的人总是会犯同一个错误，在跌倒的地方，总是重复跌倒，有的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这一个男人骗了她，说不定下一个男人又骗了她。但我们宁愿相信，人总有一天会吸取教训，学聪明变乖，运气也不总是倒霉到底。许多人看到张爱玲是骄傲的，眼头高，轻易不会看上谁。岂不知，越是骄傲的人越是掩盖自己的脆弱，越是掩盖越是积累了更多的脆弱，看起来铜墙铁壁的内心，一旦攻破，就跟纸糊的一样顿时洞开。还可以说，张爱玲是善良的，也是现实的人，她对爱情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们很容易被她的才气吓倒，忙不叠地崇拜她，仰视着她，并且期望以才气来捕获她的内心，而最关键的是应该把她看做女人，或者看做脆弱无奈的众生中的一员。她的内心现在有一层坚硬的壳，她没法放下架子，毕竟，第一段爱情和第一个男人给了她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即可以是一个好的标准，也可以是坏的警戒线。她会要求第二个男人得有才，不能弱于第一个男人，要不她就吃亏：这是个面子问题。受过伤害的人心理都会这么要求，第二个爱情毋宁是争气工程，别让第一个男人看扁了自己，说她离了我就找不着更好的人，这也是向世人宣告，我离了他同样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男人爱。还有，她会用第一个男人的缺点看所有的男人，然后保持一种警惕、矜持和审慎的心理。得打击她的这种戒备心和参照对比心，证明爱的方式的多样，和爱的实质在哪里，以及爱情需要双方如何放下身段，新的爱在什么意义上会有别于旧的爱，新的爱为什么会更好。但是这样的男人没有出现。
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张爱玲写下了《色戒》。她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这是一种告白，一种申诉，一种检讨。这个小说有两个前提性的立场，一是政治正确。爱国的学生要刺杀和敌国相勾结的汉奸。这种刺杀虽然失败，爱国的女学生被汉奸枪杀，但它的正义性是存在的。二是对爱情的质疑和对逢场作戏的男人的绝望。批判性是明显的。张爱玲需要洗清自己，四七年有人说她是文化汉奸的时候，她就有过剖白，说个人感情和政治是非是无关的。她和汉奸男人结婚，不等于她是汉奸。这个小说进一步明确了她的大是非观。那群在香港的大学生对香港人爱国情绪的淡漠是不满的，他们并非是某党某派，也不是职业的特工人员，只是因为他们要爱国，所以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她还一再在小说里说易先生他们，因为投靠了汪伪政权，生活优裕，享有特权，跟周佛海他们比赛着把家庭收拾得更舒适。虽然在小说里，她要把汉奸还原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逢场作戏的同时，也对爱情有感觉，有期待，但他通过爱国学生的刺杀行为暴露后冷酷无情地下手杀人，在道德上判了他们有罪，用人性必有的悲悯来说明他们冷酷的非人性。同时，她以易先生对王佳芝的无情，以多处说他并非只给王佳芝一个人买过东西，来说明这个爱情的轻飘、可爱、不扎实，让人们有理由为王佳芝打抱不平，同时也把这种爱情放在了审判台上。最能反映她的爱情态度的是，她在小说中很突兀地插入的引用别人几句话，一是说权势是男人的春药。既然权势是男人的春药，那么，权势是外在的，男人如果没有了权势，则值得爱的价值就减少，这几乎是一种嘲讽。二是引用辜鸿铭的二句话，第一句说，女人通往男人的心要经过胃，男人通往女人的心要经过***通往胃，是把他放在生活里，通往***是把她放在性上。第二句话说，辜鸿铭认为，男人有几个女人，就如同一个茶壶要有几个茶杯，是正当而合理的。而一个女人要有几个男人，就如同一个茶杯要有几个茶壶，是不正当合理的。她对辜鸿铭的这段话，用两个字概括：下作。她把自己比拟为王佳芝，把胡兰成比拟为易先生。她和王佳芝一样，都是初涉社会，遇见了一个以为爱自己的男人，胡兰成和易先生一样，都是汪伪政权里的重要人物，是汉奸。但是，她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她还把自己当成了张爱玲，张爱玲比王佳芝清醒，她是在三十多年对人生的观察后，以一个女人，老女人，把人生看通透了的老年人，来站在王佳芝的背后，冷眼观察的。胡兰成也不是易先生，易先生只不过是男人身不由己的出轨，而胡兰成是没有羞耻心的戏侮女人。她还把自己看作作家，作家超越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个人恩怨之上，超越于政治态度之上，超越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之上，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有太多的女人，为了得到一个优秀于自己的男人，不惜把自己放得很低，甚至不要尊严，不要是非，不要在乎那男人对自己有没有爱惜，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女作家，就是一直把胡爷看得很高贵，很值得敬佩，张爱玲在小说中，其实是想骂她们二十句：
“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
“当年我也是糊涂蛋”。张爱玲想，“王佳芝也许也是糊涂蛋，但事出有因”。
她要写普遍的人性。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陰道。”
这两句后来让人耳熟能详的话也是出自于《色戒》一文。
张爱玲的小说自是没得说，那是经的起了时间考验，经得起岁月变迁而依然百读不厌的小说。
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还依然有不少喜欢研读她的书，小说的人。甚至张爱玲作品集还被列入了初中高中生课外必读书名单，可见一般。
九心本来还想着反正也是短篇，干脆多写几篇之类的，但是后来也是觉得经典的文章两三篇也就够了。
这几篇也就差不多了，还是先让她亲爱的读者们习惯习惯，其他类文风小说慢慢推出也不迟。更何况离杂志发售还有几天时间，她还准备在论坛上再写点其他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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