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秦王变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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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既然是由某提出，自然归某负责到底……大唐钱庄将为朝廷借贷这笔钱。”
李曜这番话说得义正言辞，诸位宰相听了，也是精神一振，但刘崇望却迟疑道：“右相若肯慷慨解囊，自是朝廷之福，然则朝廷从大唐钱庄借贷这些工程款项，今后如何偿还，还请右相明示。”
李曜心道：“不愧是三司使，一下就问到了点子上。”当即微笑道：“在政言政，在商言商。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工程款项，自然也要朝廷对此有所担保，朝廷可按照借贷总数，以地税、商税或者茶税、盐税之类税金来作担保。至于还款时限，这个大可以双方商议，就某个人推测，即便朝廷要分期五年还款，大唐钱庄应该也是负担得起的，而且分期五年的话，对朝廷的财政压力也比较小，不至于影响朝廷运作。”
诸相何曾见过这种好事！闻言都是大喜，唯独户部尚书孙偓想起一茬，问道：“既然是借贷，想必总要支付一定的利息，不知右相这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钱，利息却是几许？”
自李曜提出的这个计划之前，朝廷财政从来没有借贷之说，但民间借贷倒是有律可依。根据《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大唐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月利六分，也就是每个月利息不超过借贷总额的百分之六。虽然实际上一般民间借贷月利都超过10%，甚至还有20%的高利，但至少“理论上”是违法的。
李曜身为右相，自然不能知法犯法，所以诸相也不担心他开价太高。然而李曜的话一出口，就吓了诸相一大跳。不是因为高，而是因为太低！
李曜道：“既是为朝廷借贷，利息自然不能太高，只消能维持钱庄基本收益，使钱庄不至于亏空，也就是了。我意，取两分息钱足矣。”
诸相大吃一惊的同时，孙偓立刻问：“如方才右相所言，诸工程共需款项约莫多少？”
李曜道：“约莫一千两百万贯到一千四百万贯之间。”
孙偓想了想，问刘崇望：“刘相公主财务，不知三司与户部合计能拿出多少用于工程？”
刘崇望道：“不超过四五百万贯。”
孙偓点点头，道：“也就是说，朝廷至少需要借贷八百万贯，而若以八百万贯本金计算，月利两分，便是十六万贯，一年为一百九十二万贯，以右相所言五年为限，则共计偿还利息已然高达九百六十万贯，超出本金一百六十万贯，于律不符。”
唐朝《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不论借贷多长时间，利息最多与本金相等，不得超过本金，因此孙偓有此一说。
李曜闻言便笑道：“既然如此，可将利率下降为一分六，如此一年下来，朝廷须偿还的利息只合一百五十三万六千贯，五年偿还利息七百六十八万贯……诸公以为如何？”
孙偓见李曜谈笑间又让出近两百万贯巨利，心中也不禁钦服，暗道：“李正阳之度量，诚然世所罕有。他如今执掌朝政，若是强行以六分利息结算，朝廷也奈何不得，如今减了又减，降了又降，却为朝廷节省了两三千万贯钱，虽也能在其中赚上一笔，却已是大度之至了。”当下表示再无异议。
刘崇望也觉得按照这样计算，大唐钱庄这笔生意似乎倒真是特意来为朝廷帮忙来了，也不好多说，拱手表示同意。
他二人一掌户部，一掌三司，既然都已经同意，其余人自然没什么多话可说，连崔胤也觉得李曜似乎大方得过分了些，再无二话，只是附和。
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李曜心中大感满意。也许因为自己的插手，中国古代就要出现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在后世，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物理系的学生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这个名字也许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谓“大道无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力是那般的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为何？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那时节，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构成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
1815年6月，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今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政府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公债数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决定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永久债务，由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用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和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被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财政收入是2480万英镑，从1685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的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380万英镑。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要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需求更多的货币，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的负担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有句话说：“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他们（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掌握着局势，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日开始，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当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要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讲不起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杰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杰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迎接着。
果然杰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住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事战败之后，而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杰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时装。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回肠荡气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两人凑在一起一拍既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四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年到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的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所罗门、杰姆斯和卡尔三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讷会议。在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说“奥地利有一个费迪南（Ferdinand)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í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邦联。留守法兰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眷顾。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青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老四卡尔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毫无疑问，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的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在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林肯总统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历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准备金制度，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因为曾是大型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至于李曜本人，虽然暂时并未打算用纸币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确实考虑过对其主要对手——譬如朱温——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手段打击，因此他才坚持要拿到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大唐朝廷这样拿飞钱的发行赚钱，这种获利方式对他来说太低级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这种赚钱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想想看后世的情形，那时候，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的概念已经在现代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手中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货币通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是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联邦政府。
大唐钱庄，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个“美联储”，一个在大唐出现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当国家中央银行的超级金融机构。
这其中或许会略有差异，也或者说，是李曜刚刚踏上这条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将将起步，并未完成。因为目前的大唐钱庄，股东并不明确。按照股本来看，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十分雄厚，而这雄厚的资本，并非都是李曜的个人财产，这里头占据大头的，是河中军械监与河东军械监。
然而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因此李曜作为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实际行使着整个大行台的控制权，兼之又是河中节度使，让他可以轻易的调动两大军械监的巨额资本，作为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或者说“注册资金”。至于什么时候让这笔钱成为他个人名下的财产，他当然有着从不提起的远景规划。
至于大唐钱庄与美联储的组成差异，自然主要是在股份制的问题上。不论钱是怎么来的，至少实际情况就是：大唐钱庄如今是李曜一个人说了算，而美联储显然不是。
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美联储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换言之，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而另外，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长安——实际上也就是朝廷——的控制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学思想的改革是精神方面，而已大唐钱庄为代表的改革则是经济方面。
拥有朝廷正统，李曜就可以开始推行金、银币，这将为“钱荒”的大唐经济提供充足的流通货币。而当大唐钱庄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并得到朝廷税收作为担保，确保能够随时自由兑换之后，大唐钱庄便实际成为了“中央银行”。至于如何让接下来的金币、银币甚至纸币获得市场认可，其实简单之极：除铜钱外，朝廷同样接受纸币纳税。
由于得到中书门下诸相的一致认可，八项改革措施全部通过，而关于钱币发行以及大唐钱庄的事宜，也将奏请皇帝御批。
在陇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以皆大欢喜而告终。然而在许多年后，史官的记载却是：“此圣宗变法之宗源。”
感谢“qshh2006”、“et0824”和“揆文奋武”三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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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既然是由某提出，自然归某负责到底……大唐钱庄将为朝廷借贷这笔钱。”
李曜这番话说得义正言辞，诸位宰相听了，也是精神一振，但刘崇望却迟疑道：“右相若肯慷慨解囊，自是朝廷之福，然则朝廷从大唐钱庄借贷这些工程款项，今后如何偿还，还请右相明示。”
李曜心道：“不愧是三司使，一下就问到了点子上。”当即微笑道：“在政言政，在商言商。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工程款项，自然也要朝廷对此有所担保，朝廷可按照借贷总数，以地税、商税或者茶税、盐税之类税金来作担保。至于还款时限，这个大可以双方商议，就某个人推测，即便朝廷要分期五年还款，大唐钱庄应该也是负担得起的，而且分期五年的话，对朝廷的财政压力也比较小，不至于影响朝廷运作。”
诸相何曾见过这种好事！闻言都是大喜，唯独户部尚书孙偓想起一茬，问道：“既然是借贷，想必总要支付一定的利息，不知右相这大唐钱庄借贷给朝廷的钱，利息却是几许？”
自李曜提出的这个计划之前，朝廷财政从来没有借贷之说，但民间借贷倒是有律可依。根据《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大唐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月利六分，也就是每个月利息不超过借贷总额的百分之六。虽然实际上一般民间借贷月利都超过10%，甚至还有20%的高利，但至少“理论上”是违法的。
李曜身为右相，自然不能知法犯法，所以诸相也不担心他开价太高。然而李曜的话一出口，就吓了诸相一大跳。不是因为高，而是因为太低！
李曜道：“既是为朝廷借贷，利息自然不能太高，只消能维持钱庄基本收益，使钱庄不至于亏空，也就是了。我意，取两分息钱足矣。”
诸相大吃一惊的同时，孙偓立刻问：“如方才右相所言，诸工程共需款项约莫多少？”
李曜道：“约莫一千两百万贯到一千四百万贯之间。”
孙偓想了想，问刘崇望：“刘相公主财务，不知三司与户部合计能拿出多少用于工程？”
刘崇望道：“不超过四五百万贯。”
孙偓点点头，道：“也就是说，朝廷至少需要借贷八百万贯，而若以八百万贯本金计算，月利两分，便是十六万贯，一年为一百九十二万贯，以右相所言五年为限，则共计偿还利息已然高达九百六十万贯，超出本金一百六十万贯，于律不符。”
唐朝《唐律疏议》之《杂律》规定，不论借贷多长时间，利息最多与本金相等，不得超过本金，因此孙偓有此一说。
李曜闻言便笑道：“既然如此，可将利率下降为一分六，如此一年下来，朝廷须偿还的利息只合一百五十三万六千贯，五年偿还利息七百六十八万贯……诸公以为如何？”
孙偓见李曜谈笑间又让出近两百万贯巨利，心中也不禁钦服，暗道：“李正阳之度量，诚然世所罕有。他如今执掌朝政，若是强行以六分利息结算，朝廷也奈何不得，如今减了又减，降了又降，却为朝廷节省了两三千万贯钱，虽也能在其中赚上一笔，却已是大度之至了。”当下表示再无异议。
刘崇望也觉得按照这样计算，大唐钱庄这笔生意似乎倒真是特意来为朝廷帮忙来了，也不好多说，拱手表示同意。
他二人一掌户部，一掌三司，既然都已经同意，其余人自然没什么多话可说，连崔胤也觉得李曜似乎大方得过分了些，再无二话，只是附和。
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李曜心中大感满意。也许因为自己的插手，中国古代就要出现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在后世，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物理系的学生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这个名字也许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谓“大道无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力是那般的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为何？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那时节，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构成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
1815年6月，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今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政府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公债数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决定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永久债务，由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用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和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被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财政收入是2480万英镑，从1685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的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380万英镑。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要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需求更多的货币，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的负担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有句话说：“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他们（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掌握着局势，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日开始，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当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要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讲不起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杰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杰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迎接着。
果然杰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住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事战败之后，而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杰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时装。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回肠荡气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两人凑在一起一拍既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四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年到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的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所罗门、杰姆斯和卡尔三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讷会议。在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说“奥地利有一个费迪南（Ferdinand)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í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邦联。留守法兰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眷顾。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青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老四卡尔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毫无疑问，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的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在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林肯总统曾说：“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危颤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会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是在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历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去谴责这种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准备金制度，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因为曾是大型国企的中高层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至于李曜本人，虽然暂时并未打算用纸币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确实考虑过对其主要对手——譬如朱温——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手段打击，因此他才坚持要拿到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像大唐朝廷这样拿飞钱的发行赚钱，这种获利方式对他来说太低级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这种赚钱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想想看后世的情形，那时候，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的概念已经在现代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手中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货币通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是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联邦政府。
大唐钱庄，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个“美联储”，一个在大唐出现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当国家中央银行的超级金融机构。
这其中或许会略有差异，也或者说，是李曜刚刚踏上这条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将将起步，并未完成。因为目前的大唐钱庄，股东并不明确。按照股本来看，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十分雄厚，而这雄厚的资本，并非都是李曜的个人财产，这里头占据大头的，是河中军械监与河东军械监。
然而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因此李曜作为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实际行使着整个大行台的控制权，兼之又是河中节度使，让他可以轻易的调动两大军械监的巨额资本，作为大唐钱庄的原始资本或者说“注册资金”。至于什么时候让这笔钱成为他个人名下的财产，他当然有着从不提起的远景规划。
至于大唐钱庄与美联储的组成差异，自然主要是在股份制的问题上。不论钱是怎么来的，至少实际情况就是：大唐钱庄如今是李曜一个人说了算，而美联储显然不是。
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美联储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换言之，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而另外，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长安——实际上也就是朝廷——的控制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学思想的改革是精神方面，而已大唐钱庄为代表的改革则是经济方面。
拥有朝廷正统，李曜就可以开始推行金、银币，这将为“钱荒”的大唐经济提供充足的流通货币。而当大唐钱庄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并得到朝廷税收作为担保，确保能够随时自由兑换之后，大唐钱庄便实际成为了“中央银行”。至于如何让接下来的金币、银币甚至纸币获得市场认可，其实简单之极：除铜钱外，朝廷同样接受纸币纳税。
由于得到中书门下诸相的一致认可，八项改革措施全部通过，而关于钱币发行以及大唐钱庄的事宜，也将奏请皇帝御批。
在陇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以皆大欢喜而告终。然而在许多年后，史官的记载却是：“此圣宗变法之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