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34 科举糊名，公平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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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公主终究还是没敢在上官婉儿邸中逗留太久，虽然她言语中满满的有恃无恐，但心里也明白，若真的激怒圣人，她也不会过得太舒服。
毕竟现实正如上官婉儿所言，凡事与至尊讲道理辨是非，是一个极为愚蠢的念头。所以太平公主也只是留宿一夜，第二天趁着天还未亮、坊街上行人不多，便早早的告辞离开。
不说太平公主有数没数的问题，李潼虽然气恼他这个姑姑干涉他的家事、并且意图做出报复，不过眼下还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种小事，因为眼下除了正常的军国事务之外，还有另一桩事情需要进行筹办，那就是对今科及第的贡举人们的奖酬。
朝廷选礼极多，最重要的便是铨选与科举。这其中铨选因为是直接授予官职，每年秋天里，地方州县除了贡赋入京之外，也要将人事上的情况汇总上奏，而京中百司也要奏报阙员，而朝廷就根据内外阙员的情况，由吏部考选新官员。
所以每年的铨选便被安排在了秋冬之交，要在新年之前补足阙员，以保证来年开始时，内外都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诸州贡举人，往往也是秋时随赋税入京，但是由于眼下科举与铨选都是由吏部进行主持，而相对于科举的预备役选拔，铨选无疑要更加重要。
因此，科举便被延后到来年春天举行，吏部官员们要忙于铨选事宜，才能转回头来筹备科举相关。
不过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诸选举人们也并非无事可做，除了与友人聚会戏乐、臧否时事之外，朝廷还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让他们参加。诸如参拜孔宣父，以及李唐皇室的老祖宗，太上道尊、玄元皇帝老子，还有就是国子监讲经。
这其中，各种参拜的礼仪主要还是通过这些典礼让诸外州贡举人们感受到朝廷的威与德。而国子监讲经，则就有着极高的务实性，登台讲经的无不是名士硕儒、学术大能，甚至有的还要参与到接下来的科举试题订制与审阅考卷工作中去，相当于正式开考前的辅导。
大唐立国以来，便奉行重内轻外的策略，不仅仅只体现在军政格局上，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建造同样如此。这些考前的讲经培训除了增加诸州选人们的考选及第几率之外，也是要通过这些人将朝廷在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些革新与改变传达到地方。
诸州贡举人们对于这样的机会也是极为重视，毕竟两京作为帝国的中枢，整个天下精英云集于此，在经术学问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非地方州县能比。所以就算日常痴迷流连于长安城的市井繁华，可每到国子监讲经之时，也都少有人缺席。
大唐对贡举人的选拔，是以州为单位，根据州治规模，每州给予一定的名额，通常是在一到三人之间。天下州府三百余数，按照这个数据规定，每年参与科举选拔的大概在千数人间。
不过由于去年国中动乱频生，加上皇统更改，所以朝廷对于开元元年的第一次科举也都放宽了规模的限制。除了每州固定的名额增加外，还增添了诸州学子投牒自进的比例，因此今年入京参加科举的人便达到了三千多人、将近四千众。
诸贡举人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各自前程，而朝廷考虑问题的视角要更加的宏大。科举制度虽然施行多年，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吏部主持并筹备科举事务。这样的安排，无论是科举还是铨选都控制于吏部一手，使得吏部在尚书省六部中职权一家独大，毕竟人事权乃是政治的根本，朝廷虽然分设尚书六部，但其他五部在职权上与吏部相比，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等级。
这样的安排，诚然不利于权力的分割并立与相互制衡。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让吏部选司的职老要更加繁重，从秋冬到春夏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忙碌选礼。
李潼当然也想过将科举的筹备与主持转移到礼部中，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
吏部主持科举多年，相关的仪程人员等等诸事，都已经有了成熟的运作经验，若转移到礼部去，诸配套还要重新梳理磨合，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而且礼部去年也很繁忙，诸多大礼筹备下来，难以分出精力提前进行人事筹备。
所以今年的科举仍然由吏部进行筹办，只不过主持的主考官换成了门下侍郎姚璹。李潼还打算在今年年中将王方庆召回朝中，担任礼部尚书并进入政事堂，主要便负责相关事务的调整，这样到了开元二年便可以将科举的主持从吏部转移到礼部。
其实科举参考人员的增加与规模的壮大也并非全都是好事，往年的科举考试中，少的时候诸州贡举人加上在京诸学馆尚且不满千人，多时也不过一两千人之间。
科举所开设的诸常科中，除了早已经被废除的秀才科之外，其他的则以明经与进士科为主，即便再加上其余诸科，每年选录也只有一两百人，基本上还能维持十比一的选录比例。
可是今年的参考贡举人们，数量较之往年盛时都激增倍余，选录比例究竟是更严格还是更放宽，这也让人深感忧虑。
如果仍然要维持往年的选录人数，那么竞争无疑要更加的激烈，是四十选一，难度陡翻数倍，注定会有许多人白跑一趟、空欢喜一场。
可要是朝廷放宽选录的比例，仍维持往年那样的选录比例，乃至于更加宽松，又会让人觉得朝廷卖恩滥选，会让这一届科举功名整体下降。而且突然增添了这么多新选人，会不会对未来的铨选与守选周期产生影响，仍是未定之数。
毕竟就算是通过了科举，也仅仅只是获得了一个出身、一个能够做官的资格，还要进行守选数年，通过了吏部的铨选之后才能正式的解褐任官。
贸然增加选人数量，朝廷却没有足够的官位给授，再加上这一年滥选所造成的选人含金量下降，又会让他们在未来参与铨选的时候受到诟病、处于劣势。为了一时的虚荣而给一生的前程都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这无疑是得不偿失。
更有甚者，在新年前后京中还出现一些流言，传言中今年的科举规模壮大，主要还是为了给那些靖国功臣子弟们谋取一个出身，外州蜂拥而来的贡举人们注定是要陪跑一场。之所以要召集这么多人参考，就是为了让结果不至于那么醒目扎心。
这样的操作也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年相王当国反正时，朝廷便曾有类似的做法，通过干扰选礼去侵占普通选举人的进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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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争论与猜测，也让今年的科举还未开始便蒙上了许多负面的气氛。而为了平息方方面面的流言与争论，朝廷也在科举考试之前便公布了一些改革令式。
首先是今年的科举考试，全面采用糊名制，最大程度的避免选礼过程中公权私授的弊病。考生题卷尽数糊名，阅卷官员们完全不知其身世底细，这样选出的结果无疑更具有公正性。
当这一令式改革公布出来之后，顿时便消除了大部分流言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且许多的外州学子们都忍不住奔走相贺。
科举制度施行以来，其公正性一直便遭到质疑。阅卷考官们能够直接看到考生的家世、籍贯，大凡高官子弟只要文法说得过去，基本就能考选及第。而且往年绝大多数的名额都被两京学馆生员所垄断，外州贡举人们则常年处于陪跑的地位，少有能够高中及第者。
现在糊名批卷抵消了籍贯家世所带来的影响，对外州学子们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当然就算糊名也不能完全杜绝舞弊现象，但后世那些作弊手段眼下也都没有出现，也就无谓再作细致规定，给人开拓作弊思路。
公正性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对今年选录的名额仍存许多争议。朝廷对此也早有准备，那就是明经、进士这主要的两科选录人数不变，但是明法、明书、明算这三科的选录规模大大增加，而且这三科及第者守选期大大缩短，只要得中，今秋便可参加吏部的铨选授新解褐。
以往朝廷科举重道轻术，明法、明书、明算这三个专业性更强的科类，虽然在出身给授方面与进士科相同，但重视度却不高，每年不过选录两三人，了不起七八人，所担任的往往也都是方伎官等卑品，前途有限。
李潼也知道想要短时间内扭转这一价值观很难，为了鼓励学子们踊跃参选，所以也开出了极为优厚的录用条件。
这当然也并不是随意增设，明法科可以参与到《开元律》的拟定中，同时也补充地方上普法与执法人才的缺口。而大量官造工坊的开设，也让朝廷在核算与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极大，明算科更是专业对口，加强对数学的重视又能促进一些自然学科的发展。
至于明书科，则就是用来推广印刷与州县官学的普设，印刷书文典籍需要书法制版，州县小学则需要学政教授。
所以不只今年，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朝廷对专业性人才都有着极高的需求，科举作为最主要的选士渠道，自然要增加这方面的人才选录数量规模，并优加任用。
太平公主终究还是没敢在上官婉儿邸中逗留太久，虽然她言语中满满的有恃无恐，但心里也明白，若真的激怒圣人，她也不会过得太舒服。
毕竟现实正如上官婉儿所言，凡事与至尊讲道理辨是非，是一个极为愚蠢的念头。所以太平公主也只是留宿一夜，第二天趁着天还未亮、坊街上行人不多，便早早的告辞离开。
不说太平公主有数没数的问题，李潼虽然气恼他这个姑姑干涉他的家事、并且意图做出报复，不过眼下还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种小事，因为眼下除了正常的军国事务之外，还有另一桩事情需要进行筹办，那就是对今科及第的贡举人们的奖酬。
朝廷选礼极多，最重要的便是铨选与科举。这其中铨选因为是直接授予官职，每年秋天里，地方州县除了贡赋入京之外，也要将人事上的情况汇总上奏，而京中百司也要奏报阙员，而朝廷就根据内外阙员的情况，由吏部考选新官员。
所以每年的铨选便被安排在了秋冬之交，要在新年之前补足阙员，以保证来年开始时，内外都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诸州贡举人，往往也是秋时随赋税入京，但是由于眼下科举与铨选都是由吏部进行主持，而相对于科举的预备役选拔，铨选无疑要更加重要。
因此，科举便被延后到来年春天举行，吏部官员们要忙于铨选事宜，才能转回头来筹备科举相关。
不过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诸选举人们也并非无事可做，除了与友人聚会戏乐、臧否时事之外，朝廷还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让他们参加。诸如参拜孔宣父，以及李唐皇室的老祖宗，太上道尊、玄元皇帝老子，还有就是国子监讲经。
这其中，各种参拜的礼仪主要还是通过这些典礼让诸外州贡举人们感受到朝廷的威与德。而国子监讲经，则就有着极高的务实性，登台讲经的无不是名士硕儒、学术大能，甚至有的还要参与到接下来的科举试题订制与审阅考卷工作中去，相当于正式开考前的辅导。
大唐立国以来，便奉行重内轻外的策略，不仅仅只体现在军政格局上，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建造同样如此。这些考前的讲经培训除了增加诸州选人们的考选及第几率之外，也是要通过这些人将朝廷在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些革新与改变传达到地方。
诸州贡举人们对于这样的机会也是极为重视，毕竟两京作为帝国的中枢，整个天下精英云集于此，在经术学问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非地方州县能比。所以就算日常痴迷流连于长安城的市井繁华，可每到国子监讲经之时，也都少有人缺席。
大唐对贡举人的选拔，是以州为单位，根据州治规模，每州给予一定的名额，通常是在一到三人之间。天下州府三百余数，按照这个数据规定，每年参与科举选拔的大概在千数人间。
不过由于去年国中动乱频生，加上皇统更改，所以朝廷对于开元元年的第一次科举也都放宽了规模的限制。除了每州固定的名额增加外，还增添了诸州学子投牒自进的比例，因此今年入京参加科举的人便达到了三千多人、将近四千众。
诸贡举人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各自前程，而朝廷考虑问题的视角要更加的宏大。科举制度虽然施行多年，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吏部主持并筹备科举事务。这样的安排，无论是科举还是铨选都控制于吏部一手，使得吏部在尚书省六部中职权一家独大，毕竟人事权乃是政治的根本，朝廷虽然分设尚书六部，但其他五部在职权上与吏部相比，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等级。
这样的安排，诚然不利于权力的分割并立与相互制衡。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让吏部选司的职老要更加繁重，从秋冬到春夏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忙碌选礼。
李潼当然也想过将科举的筹备与主持转移到礼部中，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
吏部主持科举多年，相关的仪程人员等等诸事，都已经有了成熟的运作经验，若转移到礼部去，诸配套还要重新梳理磨合，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而且礼部去年也很繁忙，诸多大礼筹备下来，难以分出精力提前进行人事筹备。
所以今年的科举仍然由吏部进行筹办，只不过主持的主考官换成了门下侍郎姚璹。李潼还打算在今年年中将王方庆召回朝中，担任礼部尚书并进入政事堂，主要便负责相关事务的调整，这样到了开元二年便可以将科举的主持从吏部转移到礼部。
其实科举参考人员的增加与规模的壮大也并非全都是好事，往年的科举考试中，少的时候诸州贡举人加上在京诸学馆尚且不满千人，多时也不过一两千人之间。
科举所开设的诸常科中，除了早已经被废除的秀才科之外，其他的则以明经与进士科为主，即便再加上其余诸科，每年选录也只有一两百人，基本上还能维持十比一的选录比例。
可是今年的参考贡举人们，数量较之往年盛时都激增倍余，选录比例究竟是更严格还是更放宽，这也让人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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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糊名批卷抵消了籍贯家世所带来的影响，对外州学子们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当然就算糊名也不能完全杜绝舞弊现象，但后世那些作弊手段眼下也都没有出现，也就无谓再作细致规定，给人开拓作弊思路。
公正性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对今年选录的名额仍存许多争议。朝廷对此也早有准备，那就是明经、进士这主要的两科选录人数不变，但是明法、明书、明算这三科的选录规模大大增加，而且这三科及第者守选期大大缩短，只要得中，今秋便可参加吏部的铨选授新解褐。
以往朝廷科举重道轻术，明法、明书、明算这三个专业性更强的科类，虽然在出身给授方面与进士科相同，但重视度却不高，每年不过选录两三人，了不起七八人，所担任的往往也都是方伎官等卑品，前途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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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并不是随意增设，明法科可以参与到《开元律》的拟定中，同时也补充地方上普法与执法人才的缺口。而大量官造工坊的开设，也让朝廷在核算与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极大，明算科更是专业对口，加强对数学的重视又能促进一些自然学科的发展。
至于明书科，则就是用来推广印刷与州县官学的普设，印刷书文典籍需要书法制版，州县小学则需要学政教授。
所以不只今年，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朝廷对专业性人才都有着极高的需求，科举作为最主要的选士渠道，自然要增加这方面的人才选录数量规模，并优加任用。